近期，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新版《国防战略评估》报告。报告在既有防务政策基础上，依据地区安全环境变化，对重点关注区域、军队职能任务，以及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优先建设领域作出系列调整和部署，标志着澳大利亚防务政策正逐渐由“被动防御”转为“主动介入”。这势必对澳未来数十年的防务政策、军事筹划及相关资源配置产生深远影响，进一步增加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。

安全认知显著变化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澳大利亚工党政府2022年5月上台后，便授权国防部对澳防务政策相关事项展开战略审查与评估，以便为2024年出台该国历史上首份《国家防务战略》提供更为专业的参考。《国防战略评估》报告被视为此次评估的阶段性成果，总计14章，共110页。与往届政府相比，报告对3个方面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在对外部安全环境判断上，报告在延续过往10年将印太地区视为全球首要地缘战略区域的传统认知基础上，着重指出美国已不再是印太地区唯一的单极领导者，“大国竞争”正成为地区和时代的决定性特征。作为地区枢纽国家，澳大利亚面临的潜在战略挑战与安全风险不断上升。

在应对策略选择上，报告认为，以往应对周边区域中小国家引发的低层级威胁的“本土防御”理念已不再适用，建议采取全新“国家防御”模式，即以一种“全政府”“全国民”方式应对地区面临的潜在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报告明确将澳北部地区作为军事防御重中之重，试图以此为基点打造足以慑止潜在对手的军事基地网。

此外，报告在时隔35年后重新界定澳国防军的职能任务，具体包括保卫澳本土及临近区域，后者泛指从印度洋东北部经东南亚至太平洋的广大地区；通过拒止手段阻止对手通过北方路径对澳进行武力投送；维护澳与印太地区及世界的经济联系；与盟友和伙伴国一道为印太地区集体安全提供保障，以及维护所谓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”。

明确优先建设领域

从目前看，澳政府对报告得出的相关结论和建议举措持总体肯定立场，并着手在新防务政策框架下确定现阶段优先建设领域。

首先，借助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，发展搭载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，强化地区军事威慑。根据美英澳3国元首今年3月公布的澳核潜艇配备计划，美国将在本世纪30年代初向澳出售3至5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，并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型核潜艇联合研制计划。据悉，整个计划将在2055年完成，共耗资2450亿美元。此外，美英两国最早将于2027年在澳西部地区部署少量核潜艇，并协助澳军加快核潜艇预备力量建设。

其次，推动澳陆海空三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，增强军队拒止能力。陆军方面，大幅压缩主战坦克、步战车等陆地近战装备采购数量，转而采购“海马斯”多管火箭炮和岸基导弹，提升国土防御能力。澳国防工业部长帕特·康罗伊表示，陆军将首先拥有射程达300公里的导弹，并采购射程达500公里的远程精确制导导弹。海军方面，突出核潜艇在实施拒止战略、反潜战和远程打击选项上的关键作用，扩大配备远程打击武器的小型水面舰艇规模，形成能够遂行海上拒止和局部海上控制行动的全域海上作战能力。空军方面，为F-35A和F/A-18F“超级大黄蜂”战斗机配备远程反舰导弹，采购远程长航时无人机，完善澳北部地区空军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
第三，优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防务合作，打造所谓“一盟多伴”集体安全与防务架构。澳大利亚将美澳同盟置于国家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中心地位，未来将加大美澳双边军事筹划、联合巡逻及美军在澳轮换部署的频次与力度，并扩展双方在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领域的合作。与此同时，澳方将深化与日本、印度、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防务伙伴关系，为构建均衡协调的地区安全架构注资出力。

负面影响不容小觑

综观报告全文，澳大利亚围绕防务政策与军事能力建设的调整，体现出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进攻性色彩，企图通过摆脱固有防御理念束缚，主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，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态势。

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研究员萨姆·罗格芬对此发表评论称，“任何寻求远程打击能力的举动都会破坏地区关系的稳定，尤其是与邻国的伙伴关系”。澳大利亚借深度捆绑美国“印太战略”，执意推进核潜艇项目的行为，不仅成为诱发地区核扩散风险的主要因素，更与地区国家“求和平、谋发展、促合作”的普遍意愿和时代潮流相悖。

更为突出的是，澳大利亚在“大国竞争”话语叙事下刻意渲染所谓大国威胁，为强化自身军力建设寻找借口的做法，不但无法有效维护本国安全，反而会加重地区大国间的猜忌与误判，增加爆发摩擦与对抗的概率，不利于地区长期和平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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